提 要 祖国医学有关心身活动变化的理论和丰富的治疗经验，是中医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中的瑰宝。

 

文章把祖国医学有关心身医学的内容作了探讨和历史性回顾；又分述了心身疾病的三层涵义：形神相即的心身统一观，七情内伤的情志观，心身同治的治疗观，最后在所列举的典型病例中，强调了生活事件、境遇等是诊疗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只有在心身两个方面辨证分析，立法，处方，针对性就更强了，而疗效也可以倍增。

 

关 键 词 心身医学、心身疾病、心身同治 心身医学溯源

 

我国的心身医学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始于祝由等心理疗法以移易性情，变利血气，治疗疾病，那时就已意识到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意义，先秦时期的著作中，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丰富起来，如《左传》就对心理病因［六情］，心身疾病的病机等有较多涉及，而《内经》中这方面的内容就已颇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其中对各种精神活动的本质及特性的阐发，对情志与脏腑的气血关系的论述以及“神”，“形”两者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相互作用和诊断治疗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等方面，都提出了奠基性的重要理论和观点，并对“神”，“形”两者与养生和防病的关系，更确定了指导性的原则，一直主导着人们的养生防病保健实践。

 

 汉唐时期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明确地将异常的心身现象作为重要的辩证依据。并对常见的诸如脏躁、惊悸、失眠、百合病等病症从理法方药各方面作了较深刻的阐述。华佗则注重心理疗法，他曾以激怒法使一患病已久的太守“吐黑血数升而愈”。唐代的《千金要方》等医著中也对心身关系及其相关的病症的防治等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强调了心身卫生及养性颐神的重要性，其理论认识及临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后世医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宋元时期 是我国心身医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陈无择提出了著名的“三因论”明确地把“七情”定义为内伤疾病的主因之一。李东垣在研究脾胃病症时，也把精神因素列为疾病的三大主因之一。张子和则善于运用精神情志疗法治疗多种心身病症，成为中医学术史上最具特色的医家之一。朱丹溪又提倡“收心养心”，主张通过摄养心神来保全阴精，维持脏腑气血机能稳定，以求得健康与长寿。

 

 明清时期，对于心身关系及相关病症的认识和诊治水平都有所提高。如张介宾、马莳、李中梓、张志聪在疏注《内经》时，从理论角度对于心身问题殊多阐发，如张介宾在总结心身关系时强调形生神，神御形，形神相即，这一辨证而深刻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如绮石、叶天士等对于许多心身病症的诊治，几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古今医案按》等书中又记载了独具匠心的心身病症之验案，所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在心身医学思想的宝贵遗产。

 

 心身疾病的内涵 传统医学模式中的整体观念早已揭示人是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乃至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之而来的是辨证论治的诊疗手段。

 

古代医家对人的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认识，对于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的结果能导致疾病或促进健康的认识，则很早就有记载，其长期临床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整套独特理论体系，表现为这样三个方面： 形神相即的心身统一观 中医学认为形［形态、形体、身体、体质］与神［神志、神明、神识］，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健康抑或疾病，都是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诊断、治疗、护理、宜忌、预防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即要看到脏腑功能，又要看到七情活动，尤其是从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全面地完整地认识人的，这为心身医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七情内伤的情志观 中医学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认为:内脏功能是“七情”产生的物质基础，人体内脏功能活动正常，情志活动变化也相应正常，这就是健康，反之，人体内脏功能活动失常，则情志活动也失常，这就是疾病。但是，若刺激过大过强，超过了正常的限度，超过了人体正常的耐受能力；或是刺激过久，长期不断，而个体又缺乏移情易性的能力，就可以导致阴阳失调，气血不和，经络阻塞，脏腑功能失常而发生种种疾病。诚如清代著名医家高示宗在《医学真传》中所说：“喜、怒、忧、思、悲、恐、惊谓之七情，七情通于五脏：喜通心，怒通肝，忧通肺，悲思通脾，恐通肾，惊通心与肝。故七情太过则伤五脏。” 心身同治的治疗观 中医学认为：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一贯主张心身应同治。


例如《东医宝鉴》曾强调指出：“古之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至于有疾；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虽一时侥幸而安之，此则世俗之庸医，不足取也。欲治其疾，先治其心，必正其心，乃资于道…此真人以道治心，疗病之大法也。”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古代医家摸索出了一套心身同治的方法，诸如静志安神法，怡悦开怀法，说理开导法，随情从欲法，以疑释疑法，祝说病由法，听曲消愁法，看花解闷法以及以情胜情法等等。


临床病例① 秦某，女，27岁，技校工人，1990年7月18日初诊。成家两年，有一岁半小男孩，因病由父亲及胞妹陪送来我处诊治。一月来因在婆家生活感到压力很大，处理家务料理孩子似感到束手无策，形体日渐消瘦，精神萎靡不振，抑郁寡欢，喜叹息，日不思茶饭，夜不安睡寐，乳汁减少，月经亦未至，见诊前各项理化检查均未见异常情况。察其舌淡红，两脉细数无力。综合脉症舌象，显然诊断为：郁证。 按：症属情怀不畅，思虑伤脾，忧郁伤肝，心血暗耗，气阴两虚。进一步向其父亲了解其成长史及个性特点：小秦自幼品学兼优，母亲常年外出工作，只好由奶奶带养，中学时代连任六年班委，酷爱小说，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婚后丈夫又常年在外地工作，病后只好回到娘家。 案例分析:小秦克服了对婚后生活富于的想象，正确面对现实生活，一减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那种好胜，鼓起勇气，一扫往日愁云，茅舍顿开，故此心胸豁然，寐也安宁，纳食有增。


本例的痊愈在心理疗法的作用，但药物实属辅助投药，疏导安慰必不可少。首先指出改变环境，令丈夫回家后陪伴小秦，除分担家务，料理孩子外，爱疗帮助小秦渡过这一障碍期，然后用药调治，对机体阴阳气血恢复正常从而达到心身同治，得以康复的目的。 临床病例② 张某，女，52岁，务农1989年3月27日初诊，患者胸闷如窒，精神恍惚，愁眉苦脸，诊问其因，得知其十八岁的儿子淹死后就病倒了，吃不香，睡不着，成天头昏脑胀，观其舌色淡紫而干，苔薄白，切得脉弦缓而涩，显系悲伤太过，加之性格内向强忍，郁气结胸，损及肝脾之候，诊断为：抑郁症。 按：《灵枢 口问》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故悲哀悉忧则心动，动心则五脏六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出焉”。该患者因亡子之事突然发生，精神骤遭打击，心理难以承受，悲哀至极，加之素来性格内向，其气更难得以宣泄而郁结不解，帮刺激性案例使其啼哭出声，涕泪俱下则全身轻气通畅，籍之以调和阴阳，宣发心中郁结之气，达到阴阳归乎和平。同时，辅以疏肝理气，安神定志之品，俾心理和生理者得到治理而告病愈。


案例分析:如此严重忧郁哀痛，闭阻气机之证，为了激发患者宣泄忧伤之情，讲述了如此相仿的另一类悲哀凄凉的案例，溶医理、哲理、伦理的劝导、启迪，患者听后悲伤涕泣，潸然泪下，痛哭出声。另劝慰妇人：死者长已矣，虽骨肉之情，割舍不断，但仍需节哀，非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不可。须臾，问患者如何？答曰：胸中闷气顿觉轻松。 体 会 ①我们现在从事临床工作的绝大多数医生，是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培养教育出来的。多立足于生物科学的基础上，从生物的角度来认识和考察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寻求相应的治疗手段。然而，随着现代化社会的高度发展和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在世界医学领域内正出现一个日益重要的趋势。这使“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日渐暴露了出来。故此，重温古老中医学中的“心身同治”内容是必要的。 ②心身同治要求临床医生除把握患者的自然属性，还须了解更复杂的社会与心理属性。比如：个体的遗传，体质，性格，心理特征等。此外，不同患者所处的外在环境亦不相同，包括自然环境（气候，地理，生物等）社会环境（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等）所以医生应具备立体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思维形式，把握心身相互作用，会作心理分析，进行“社会诊断”，会开“社会处方”。 ③随着竞争日趋激烈，“工作紧迫繁重”，“人际关系紧张”，“家庭纠纷频发”均易导致心理失衡，心身应激增强。


因此，发挥祖国医学在心因性，功能性疾病方面的优势；将会把临床上遇到的严重心身疾病、心理障碍加以鉴别，就能在治疗身体疾病方面畅通无阻。 ④新的医学模式要求现代中医要站在医学事业整体的高度，认识自己对人类健康幸福承担的责任，不仅要看到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及其优势的价值之所在，更要寻求回归自然和从古代东方文明中汲取其大智慧的必然趋势。因此，不断更新知识和观念，不为一病一方而论。在唯物辨证法的指导下，建立新型立体知识结构，适应现代医学观点和思维方法的不断变化。围绕心身疾病的内涵，坚持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具体性原则，社会性原则，做到完整地、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人体疾病的本质所在，合理应用药物，又有“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的思想，不断提高临床诊断和治疗水平。